精彩拳赛：戈多伊Vs海兰德

然而，申请人以其若被引渡回中国，将面临不公正的审判（unfair trial）、在恶劣条件下关押等理由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申诉。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正因为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

人民群众企盼生活幸福，幸福生活首先必须保证社会和谐稳定。要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二是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需要修改法律的应当先修改法律，先立后改。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又离不开地方的具体实践。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

要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通过热情服务,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打官司难问题,特别是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围绕法治浙江建设，习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诸如我国是一个法制统一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统一实施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财新：在理论准备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你首先提出来的将法治和法制区别开来。

当时学术界展开了法治论、结合论和取消论这三大派的激烈论争。准确的说法是党的十五大是法治国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古代法律也很完备，管子也说过君臣上下贵践皆从法，此之谓大治。我觉得，现在应当落实到执行单位。

同时，你们是多党制或两党制，办什么事都公开。2004年宪法修改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

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和制度，法治论主张国家要有良好的特别是要有极大权威的法律和制度;人治论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主张或默认法律可有可无，权可以大于法。这也是最早提以法治国的重要中央文献。1999年3月又将这一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庄严地记载在宪法中。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之后，学术界由此开始了依法治国的理论研讨，以及中央领导关于依法治国思想的高度统一，然后才有了依法治国水到渠成的写入中央文件。

是不是可以说，中国依法治国的建设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到1997年，第二个阶段是1997年到2014年，第三个阶段是2014年之后? 李步云：基本上可以这样划分。《光明日报》在征求中央法制工作机构一些同志的意见后决定发表全文，但认为以法治国口号中央尚无此提法，就以《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为题，在1979年12月2日摘要发表。如果我们倡导法治，反对人治，就能解决我国法制建设中长期存在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在指导思想上总是把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兴旺发达主要寄希望于一、两个好的领袖人物，而不知法律与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 李步云：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准确。

比如，十八大提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提出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并且提出法治中国的总目标：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该文总结的这次历史性审判的五条现代法律原则是：司法民主、司法独立、实事求是、人道主义和法律平等。

准确的说，依法治国的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司法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个题目出得好。

这一次，你对四中全会有什么期望? 李步云：十八大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提法，三中全会又明确了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希望全面落实依法中国，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  来源:财新网 杜珂/采 进入 李步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依法治国 。实际上，法治与人治是两种对立的治国理论和原则(方略、制度)。这篇文章从观念更新和制度变革两方面详细论述了要在我国实行以法治国的方针。被业界尊为中国法学三老之一的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在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内涵的解析等方面都有很多理论建树，并最终都为中央领导采纳入中央文件。这一文件在确立一系列法律原则的同时，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取消文革中公安六条所规定与实行的这谓恶毒攻击罪和反革命罪，宣布对摘掉了地、富、反、坏分子帽子的人，应保证他们享有人民的民主权利。

在西方，法治经历了有近两百年的发展过程，任何政党必须守法，已成一种宪政文化和习惯。不过，依法治国毕竟已经成为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方式，在朝着治理方式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之路行进的过程中，如何正确诠释依法治国的含义才是政界和学界的历史任务。

这部文件强调，刑法等七部法律通过后，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  理论准备 财新：从1979年到1997年，学术界围绕着依法治国做了哪些早期理论准备? 李步云：主要是围绕着人治和法治展开的。

二是它能鲜明地反对权大于法、办事依人不依法。正式将依法治国提升到治国方略的战略高度。

这是将法治与法的作用、人治与人的作用简单地等同起来了。在现代，16字方针可以认为仅是形式法治，而不是实质法治。这说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洞察细微，能认真听取专家的看法而果断决策的。  法治实践 财新：1997年之前的早期法治实践，在您看来，有哪几件标志性的事情? 李步云：标志性的事情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以后的四个事件，一个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从1982年初我写法治概念的科学性提出法治到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很多学者、干部和普通公民都搞不清楚法制和法治区别。2007年，党的17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方针的科学含义、重大意义和战略地位，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法学界普遍认为，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并从理论和实践上做了系统论述的文章。

它在序言的最后一段这样强调要维护宪法与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有的同志告诉我，某中央机关有人曾将这篇文章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机关门口。

会上预定了几位发言人。财新：法治论的主张是什么?主要理由是什么? 李步云：我是主张法治论的。我当时是法学所的党总支委员，是具体负责筹备会议人之一。我相信四中全会会的召开会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步伐，会把十八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要求进一步具体化。

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又是一个里程碑，将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经过长期的讨论和争鸣，要法治不要人治的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财新近日通过与他的长谈，梳理了依法治国是如何成为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并得以继续充实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以飨读者。以法治国也就是依法治国，根据人类的共同经验和中国的具体国情，它的具体内涵包括以下十项：法制完备、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力制衡、法律平等、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正当、党要守法。

法制与法治有哪四点区别?第一，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种制度而言的。法制国家这个词在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时还在用，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所作的党的十五大报告改为法治国家，时隔仅有一年半。